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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年又进口300万吨。增量法和代食品在缓解粮食危机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62年的国庆节,全国各大城市的节日供应已明显好转。从9月25日至10月2日,仅北京市场就销售了脱销两年多的鸡鸭30万只。在此期间,北京市民每人供应鲜肉3两(平时每人每月肉票限量供应2两,多为冻肉),全市居民共购买了160万斤鲜肉。[64]北京市一些冷清了多年的著名饭庄又重新红火了起来。“沙锅居”恢复了烧、燎、白煮等32个品种。门框胡同的爆肚肠、豆腐脑白,菜市口的羊头肉,“金生隆”的豆腐脑、炸丸头都恢复了供应。高收入者喜爱光顾的“月生斋”的酱牛肉,“普天楼”的扒鸡、叉烧、烧肉,“福玉楼”的酱猪肉也已敞开供应。然而,美食虽好,却非人人都能享用,在高收入者大快朵颐之时,北京市的一些底层群众却买不起节日计划凭票供应的副食品,致使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副食品滞销。9月25月至10月5日,北京市向市场投放了80万只鸡鸭,可保证每户居民购买一只,但到了10月2日,仅销售了30万只。[65]但不管如何,几年特大经济困难,终于“尽力设法混过去了”,[66]领导层最担心的情况总算没有发生:几年间,尽管“粮食少,死了一些人,可是没有出大问题,没有出‘皇帝’”(宋任穷语)。[67]全国城市的代食品的噩梦也在1962年上半年大致结束。综上所述,在大饥荒降临之际,发起“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推广运动实乃迫不得已之举。中国历代政府对于饥荒问题都有一套应对方法,到清代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报灾、勘灾制度,朝庭通过放粮、免征、出贷、移民就粟、以工代赈等减轻百姓痛苦。[68]建国后,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政府在勘灾、救灾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但1958年的大跃进和接踵发动的反右倾运动破坏了报灾、救灾机制,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1960年下半年后,当国者逐渐面对现实,却苦于已无粮食可用于赈灾,遂运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全面发起代食品运动,显示出了巨大的功效。在这艰难的几年里,绝大多数干部也能做到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是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克制和牺牲,并没有使最高当国者有所愧疚或改弦易辙,在其戮力坚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依然长期缺衣少食。农民的吃饭问题,一直要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才得以真正解决,其间的教训值得世人永远铭记于心。本文的基本资料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1 2 3 4 5 6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先进烧饭法”或“粮食食用增量法”最先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创造的。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注释:[1][2][3][4][6][7][8][9][10][11][12][13][15][16][17][18][20][21][23] [24][25][26][27][28][32][40][41][42][44][45][46][48][49][51][54][55][61][63] [64][65]引自香港中文大学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5][14][33][62]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二卷(南京:2001),页365,365,368,380.[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页884.[22]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北京:经济日报社,1997)页57.[29][34][67]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页369-370、368、385.[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页872;另参见杜虹:《20世纪中国农村问题》(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页450.[31]中共中共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365.[35]谢春涛:《大跃进狂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页202.[36]杜虹:《20世纪中国农村问题》,页458.[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1996),页327.[38]朱正:《小书生大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95.[39]强晓初、李力安、姬也力:《马明方传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页86.[43][60]邓自力(邓小平族弟):《坎坷人生》,(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页156,157.[47]中共北京市委《刘仁传》编写组:《刘仁传》(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页409-410.[50]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页197.[52]丁学良 (微博):,载香港《信报》财经新闻,2001年2月13日,第24页。[53]王觉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页426.[56][59]韶华:《说假话年代》(长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页60,61.[57]金凤:《历史的瞬间——一个新闻记者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页116.[58]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当代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170.[66]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页89.[68]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页23-25;另参见:袁林:《西北灾荒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4),页304、307;曹幸穗等:《民国时期的农业》(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3),页295-302. 1 2 3 4 5 6上一页下一页
本报讯(记者池海波)从明年1月1日起,北京市民持有多次有效签注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在出入境时可免加盖验讫章,全国可联网查询出入境记录服务。这是记者上午从公安部发布的12项边检和出入境便民服务措施中,了解到的最新便民措施。据了解,持有多次有效签注的《往来港澳通行证》的内地居民,如果出入境比较频繁,每次加盖验讫章容易导致证件和签注在有效期内,但因签注页很快用完而需申请换发新的证件。实行免加盖验讫章措施后,可避免因签注页很快用完而频繁更换证件的问题。此外,市民可持本人有效出入境证件或居民身份证,向全国任一边检站或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免费查询本人5年内的出入境记录信息。同时,扩大边检自助查验通道适用范围,进一步便利出入境人员通关。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港澳居民;持《往来港澳通行证》或《因公往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通行证》,并办妥多次有效签注直接往来港澳的内地居民等四类人员,只需进行一次资料备案,即可在全国任何一个具备相同自助通关条件的口岸自助通关。据悉,这12项新的便民措施将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12项便民措施一、扩大边检自助查验通道适用范围,进一步便利出入境人员通关;二、提供全国联网查询出入境记录服务,方便中国公民就近查询;三、开设边检专用通道,便利往来深港、珠澳间的走读学童出入境;四、提供多样化边检查验模式,方便旅游团快捷通关;五、进一步简化边检查验手续,内地居民持有多次有效签注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出入境免加盖验讫章;六、签发年度多航次有效登陆证件,便利在特定船舶上服务的外国籍船员和台湾船员登陆;七、放宽船员家属及作业人员登外国籍或港澳籍船舶限制,方便船员家属会亲和作业人员工作;八、取消《航行港澳船舶查验簿》,简化往来港澳小型船舶边检手续;九、在车辆自助通关的口岸取消《机动车辆出入境查验卡》,简化通关边检手续;十、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籍人员、外国籍机组人员以及船员免填《外国人入境卡》《外国人出境卡》;十一、在上海市试点为符合一定条件的非上海户籍人员办理出入境证件;十二、在具备条件的省(区、市)实行本省居民省内就近办理因私出入境证件。
据朝中社12月27日消息,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赛雅颂当地时间26日来到朝鲜驻老挝使馆,对金正日逝世表示哀悼。据报道,朱马里 赛雅颂一行向金正日遗像敬献花圈,并在吊唁簿上题词:“金正日同志的逝世不仅对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是重大损失,而且对老挝党、政府和人民来说,也失去一位具有共同理念的亲密朋友。”(记者 张哲)
最高领袖对丁玲的反感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还有更深的思想原因。在历史上,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关系一直是一对难于解决的矛盾: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左翼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丁玲去陕北的1936年,中国革命正处于从俄式革命的道路向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转换的路口,以农民革命为中心的新政治文化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丁玲自己有一段叙述颇生动地反映出这个新政治文化的氛围:“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写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太子尿的词来了。” (杨桂欣:《丁玲就是丁玲》,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丁玲这段回忆是在80年代初谈的,事隔几十年,她还记忆犹新,正说明延安时期和毛的这些谈话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于丁玲的上述回忆,自可作出不同的解读,既可当毛的玩笑话视之,也可将其视为理解某些重大问题的注脚,而从中捕捉、感受、体会到当时革命政治文化流向的变化。历史事实证明,30年代中期后,中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开始了意义深远的转换和新的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从“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红色水兵舞”向“逼上梁山”,“林冲夜奔”,“三打祝家庄”转换。而这个变化的主导者就是毛,他的思想、态度、性格、理想、作风强有力地影响和塑造着这个过程。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首次公布了毛在1939年11月7日致周扬的信,毛在这封信中明确说:“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样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旧,就政治因素,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59-2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力,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以农村为主要战场,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的斗争”,过去党的领导者博古等不清楚中国革命的这几个关键的问题,直到30年代中期后,党的多数领导者才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对于这种巨大深刻的变化在文化上的意义,也就是农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代表“新”,或许只有少数共产党员才多少有些领悟,潘汉年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1936年秋,丁玲在前往陕北的途中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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